贾诩可称三国第一谋士。这是从两层意义上讲的，一是其所谋之奇之准，其所谋影响之巨，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上的谋士，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重在治国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长于领兵作战。贾诩更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实际上却往往收到替将军作主的效果。

如果我们认可曹操是千古一枭雄的话，在三国时代，真正在谋略上击败曹操，并让曹操本人都佩服的人，就是贾诩了。

贾诩给人的感觉是，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他先后投靠的段煨、刘表和张绣，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他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决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能使他的谋略得以展示。

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云：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周泽雄先生更认为，是贾诩挑动李傕、郭汜反上长安、又间接导致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外自相残杀，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由此认为贾诩犯下滔天奇罪，为东汉元恶之一。

贾诩真的是时代的罪人吗？我认为对人物的理解要回到他的时代，要看到他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影响。

东汉末年，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追求自己的目的。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又要面队风雨飘摇的乱世。在这个乱世，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军阀混战、外族劫掠、强盗横行、天灾不断，在这样一个黄天变色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锐突出。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是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第一义，因为没有精神束缚，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

贾诩并不是历史的罪人，他是历史的一颗棋子，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对一个旧王朝体制的摧毁。旧的王朝体制不摧毁，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

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他不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笑盈盈地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当太多的有情只是虚伪的面具，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游戏者。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由于距离三国乱世时代较近，能够感受和理解那个时代非道德化的时代精神，对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和唯美主义（两者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能够以一种赞许的眼光看待。而后来南朝裴松之因感受于他的时代由于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抗而重新兴起的道德主义，所以无法认可贾诩的非道德化行为，并对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化解释。而贾诩本人正是由于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才获得了精神自由，并成为三国第一谋士。